2/12/2019 5:23:00 PM
波斯語在中國
中國文明和波斯文明的接觸和交流的歷史包括了宗教、文化、經濟和政治關系等廣闊的領域。中華帝國和波斯帝國的鄰邦關系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幾乎2000年。公元前2世紀以前的數百年間,波斯的阿黑門王朝和中國的周朝這兩個大國都處于鼎盛時期并有可能接壤。
目前,對于它們之間的這種關系鮮見記載,但是,對于2100年前的中國漢朝和波斯阿斯卡尼王朝之間的鄰邦關系卻有具體的史料記載。關于漢武帝派出一位使節到達波斯王朝曼赫達德二世宮廷以請求援助的最早的史實記錄是在公元前115年。
這位中國使者帶給曼赫達德二世一項提議,即為共同抵抗中亞的塔塔爾人(即匈奴人)與阿斯卡尼王朝締結協約。那時,中國人將阿斯卡尼王朝或帕西(波斯)的國家稱作“安息”。所以我們通常在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期間和之后的中國編年史中發現“波斯”的名字。這期間中國和波斯的關系得到深入的發展,兩大帝國之間進行了許多次的互派政治使節往返活動。
不少作者在他們的著述中指出:中國最初的穆斯林社團是由來自于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的穆斯林旅行者、商人、士兵和官員的后裔所組成。他們的先民于公元7世紀至14世紀期間落居于東南沿海和西北、西南地區。
權威性的資料記載,中國人最早是在638年從薩珊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耶茲德格德三世的使節那里聽說和了解伊斯蘭教的。當時耶茲德格德正尋求唐太宗的援助以抵抗阿拉伯軍隊的入侵。自那時起,來中國的波斯商人和旅行家們就在這廣袤的土地上傳播《古蘭經》的教導。
波斯處于橫跨歐亞大陸貿易路線(后來被稱作“絲綢之路”)的西段的戰略地理位置連接了東亞和西亞。聯結中國和波斯的絲綢之路的主要段落向兩大帝國之間的宗教、文化、經濟和科學交流提供了跨接的橋梁。五種不同的信仰———佛教、拜火教、基督教聶斯托里派、摩尼教以及最后的伊斯蘭教沿著這條路線從波斯傳入中國。
數以千計的波斯人通過這條路線到達中國,因此,波斯和中國的學者、商人、冒險的旅行家、藝術家、外交使者等之間有了相互聯系。而且,中國和波斯的航海家們駕船航行于波斯灣和中國海之間,這使得兩大帝國的海上貿易興盛起來。在7世紀中葉到15世紀末之間,中國和波斯之間在宗教、文學、藝術、科學和商業領域方面的文明交流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
借此導言,我將介紹一下顯示波斯伊斯蘭文化對中國的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回族伊斯蘭文化有著重要影響的有價值和令人著迷的證據,同時歸納兩大伊斯蘭文化之間存在的主要共同點。現在,我將提請你們注意著名的伊朗學者、德黑蘭大學波斯文學教授和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穆扎法爾·巴赫迪亞爾(Mozafar Bakhtyar)博士對中國伊斯蘭教手抄經卷近來所從事的很重要和非常全面的研究工作。
在這項研究工作以前,除了幾篇有關介紹來訪的外國學者所收集的材料的文章外,還沒有開展真正全面的研究工作。然而,在1989年至1994年的5年間,研究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專家巴赫迪亞爾教授對中國伊斯蘭手抄經卷進行了獨特和廣泛的縱覽與分析。在這期間,他走訪了中國各地大約600個城市和鄉鎮。
在中國大約200處地方,他發現了藏有手抄的伊斯蘭經卷。根據題材和語言種類,他從主題和語言方面詳細審查、評價和記錄了約6000件抄本的性質。他對中國現存的重要的伊斯蘭手抄經卷的概覽于1994年年底發表于倫敦的《伊斯蘭手抄經卷的世界縱覽》(WorldSurveyofIslamicManuscripts)一書的第4卷。此書由“《古蘭經》伊斯蘭遺產基金會”和劍橋大學圖書館的伊斯蘭目錄部合作出版。
這項研究的重要性肯定是不言自明的。用杜磊(DurGladney)博士的話來說,西方學者對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弱點和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多數進行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西方學者基本上是受漢學語言的訓練,而幾乎很少人擁有諸如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的語言能力,同時接受研究伊斯蘭教義學的訓練而向中國伊斯蘭教‘內核’的縱深邁進。”
深入學習過中伊關系史的巴赫迪亞爾教授相信:漢學和伊朗學是互補互配的;任何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深入調查如果不研究波斯文資料,或者相反,任何對波斯歷史和文化的深入調查如果不研究漢文資料,那是不完全的。
勞費爾(BertholdLaufer)在其《中國—伊朗篇: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Sino 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 ryofCivilizationinAncientIran)一書中奮筆寫道:數百年間波斯和中國文化的密切聯系為雙方語言詞匯的互相吸收和波斯與中國之間的廣泛文化交流提供了饒有興趣的資料。
我們知道,根據歷史和家譜的事實,其祖先是波斯和中亞穆斯林而繁衍的回回民族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中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詞匯。正如一位研究回族的專家寫道:“懷有來源于共同祖先的想法是將回族認同感奠立于共有的民族宗教傳統中的基礎。”
這里,我想就有關波斯語在中國伊斯蘭文化,特別是回族伊斯蘭文化中的作用問題列舉一些有趣的事實。這些代表了中國穆斯林文化遺產的事實由巴赫迪亞爾教授通過仔細地審視了中國現存的伊斯蘭手抄經卷后整理和再現出來。
中國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生活中波斯語產生的持續作用已為象伊本·巴圖塔、奧德里克(Odoric)和馬可·波羅這樣的旅行家、學者和作家所見證,也為其他人如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茲尼尼(Muhammad ibn Hakim Zinini)、哈迪·哈格·伊本·魯格曼·斯尼(Hadi Haq ibn Luqman Sini)所見證。
當代的學者象季羨林、晁華生、張鴻年、黃時鑒、陳達生、滕慧珠、郭成美、奧隆(d’Ollone)、巴托爾德·勞費爾、伯瓦特(L.Bou vat)、伯希和雷那·格柔塞(ReneGrousset)、麥考爾·狄龍(MichaelDillon)、阿比迪等也同樣指出了這一點。
然而,在這里我特別地想介紹的是巴赫迪亞爾教授對于中國伊斯蘭手抄經卷所作的令人贊嘆的學術成果。這些手抄經卷的絕大多數是波斯文的。很可惜,在中國的伊斯蘭經卷中大約有數千冊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往的內亂和宗教派別紛爭中以及其它動亂中銷毀。早在19世紀(或許晚些),新疆和其他的中亞國家以購置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抄本的走俏市場而著稱。
因此,一些國家派出了解這些經卷價值的專家們到這些地區選購很多有價值的抄本。19世紀時期,俄國和歐洲的專家們在中國旅行期間購買了許多這樣的重要抄本經卷。在對巴赫迪亞爾教授所發現的各類的手抄經卷作一個概括前,我想引用著名的阿拉伯學者、曾于1978年在藏有中國最豐富的伊斯蘭教手抄經卷的北京東四清真寺圖書館中做過調查的哈迪·阿拉維的話。他在阿拉伯語研究院雜志上寫道:
在整個阿拉伯文手抄本中波斯語被大量使用,且達到精通水平,這因為在阿拉伯文手抄本中的注釋和譯解多數都是用波斯語寫成的。在阿拉伯文抄本的結尾總寫有tamamshud,它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抄本就此結尾”。況且,許多阿拉伯文抄本的字體是用波斯文的字體 。
中國具有價值的伊斯蘭手抄經卷(絕大多數是波斯文)可以被分成下列四類:
1.有關法理學、信仰、禮拜和《古蘭經》經注的抄本。《古蘭經》抄本中的多數有波斯文的翻譯,且普遍見之于中國。許多這樣的《古蘭經》抄本中,波斯文的譯文是用紅墨水寫在每一行的下面;有時,在抄本空白邊緣有用波斯文或漢語中的“小兒錦”標注的一些術語的釋義 。
毛拉·胡賽因·瓦伊茲·卡希非(Molla Husayn Va’iz Kashifi)著的《恩惠和高貴的詮釋》(又名《高貴的禮品》,Tafsir Imavahib Aliyah)在中國穆斯林中稱為《侯賽尼經注》。它是一本《古蘭經》注釋,以華麗、明晰的波斯文寫就,并且在清真寺中很流行。
巴赫迪亞爾教授在牛街清真寺圖書館看見了一本在中國比較稀罕和重要的抄本是阿布·阿里·焦巴伊(Abu Ali Jobba’ii,卒于伊歷303年)的《經注》(Tafsir)。這些手抄本中的人多數是以波斯文寫的。有趣的是,巴赫迪亞爾教授在5年期間的尋找和研究中,竟然沒有見到一本有關圣訓學領域的抄本。甚至沒有一本布哈里或穆斯林圣訓集著作的抄本。
而這些著作在伊斯蘭世界是最權威的資料。根據巴赫迪亞爾教授的看法,中國所見的數量甚多的塔吉·丁·布哈里(Taj Din Bukhara’i)著的《四十段圣諭注解》(Sharh ikhutab iarba’in)課本被看作是論蘇非學理(irfan)的課本,而不是看作重要的圣訓抄本。而東四清真寺中所見的少數幾本有關認主學、信仰學和邏輯學的抄本純屬例外。
2.學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法以及修辭學的古典著述。見之于中國的最重要的抄本之一是胡賽因·瓦法伊(Husayn vafa’i)作的《波斯語詞典》(Farhang-i-Farsi),一部專業性的文學波斯語詞典,著于16世紀上半葉。
北京大學波斯語和波斯文學的副教授滕慧珠博士對這部有價值的詞典以及波斯語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她寫道:在今天中國所見的許多波斯語詞典中,這部詞典顯示其在中國說波斯語的人們中有著極大的需求。她還寫道:不足一世紀以前,這部詞典是依據的主要工具書,而且為那些懂得和使用波斯語的人所愛不釋手。由于這個原因,中國過去存有這部詞典的許多抄本。
這樣的抄本(里面帶有很有意思的注釋)反映了一百年以前,中國北京和其它城市的說波斯語的學者和研究人員能夠使用這樣專業性的詞典。該詞典現已為滕慧珠博士編輯,并由德黑蘭大學出版 。我們有趣地注意到,在明代,波斯語繼續有著重要的地位,以致于有人編輯了一部包含大約1684個詞匯的《漢-波辭典》。
在16世紀期間,除了經學院以波斯語講授伊斯蘭教的課本外,許多波斯學者來到中國,常住下來,并出于教學波斯語文學和語法的目的而著書立說。他們中的其中一位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茲尼尼 ,他編寫了有關波斯語語法的最著名的書《學習門徑》(Minhaj Talab)。在中國的一些傳統的伊斯蘭經堂教育中仍然教授此書 。
3.屬于蘇非教團,比如納克什班迪耶、哲赫林耶、庫布忍維耶(中國人讀為庫布忍耶)和嘎德林耶的蘇非典籍。波斯文化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它向中國引進了蘇非學理并加以發展。波斯語是蘇非教團連接、交流和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
巴赫迪亞爾教授調查的所有蘇非文本是用波斯語編寫的,因此波斯語在蘇非教團中的重要作用是確實的。在不少地方能找到的蘇非學理典籍是卡拉尼西·奈薩菲(Qalanisi Nasafi)的《古吐布·伊爾沙德》(《認識真知和宣道的指南》,IrshaddarIlm-Ima’rifatvava’ez)。
對中國蘇非教團來說重要的其它文本也是波斯語的,它們包括賈米的《勒瓦伊赫》(《真經昭微》或《昭微經》、《昭元密訣》,Lavayih)、《艾什爾特·萊瑪爾提》(《費隱經》Ashi’at-lama’at)、《希西萊特·則哈布》(《金項鏈》或《黃金傳系》,Silsiat Zahab)和《納嘎德·努蘇斯》(《真義探討》Naqdal-nusus);毛拉維的《瑪斯納維》(毛拉維在西方叫魯米);
哈菲茲的《詩集》(Di van);阿齊茲·奈薩斐(AzizNasafi)的《麥格索德·阿格薩》(《研真經》,Maqsas-iAqsa)和《瑞沙拉黑·馬布達瓦·瑪阿達》(《論起源和現有》,Risalah-i-mabdavama’ad);
阿塔爾(Attar)的《塔茲克諾特·奧利亞》(《群賢錄》,Tazkiratal-awliya);納吉姆·丁·拉齊(Najmal-DinRazi,另稱為Dayah)的《米爾薩德·伊巴德》(《歸真要道》又名《道行推原經》,Mir sadal-ibad) 。顯然,我們可以看出,多數波斯文學作品都是蘇非教理文學。由此,我們可以將多數波斯文學既歸類于文學范疇,又可將它們作為波斯語蘇非教理學經文的范例。
4.發現大量的波斯文學中的著名典籍,比如薩迪的《古力斯坦》(《薔薇園》,又名《真境花園》,Gulistan)和《布斯坦》(《果園》,Bustan),哈菲茲的《詩集》和阿卜杜·拉赫曼·賈米的作品以及它們的各種譯本和注釋本。中國蘇非教團的成員們學習這些典籍,同時,還演變成為傳統伊斯蘭經堂教育所教授的課程一部分。
在新疆,許多穆斯林談到璀璨的波斯文學著作,比如菲爾多斯的《沙赫納邁》(《列王記》,Shahname),尼扎米的《哈穆塞赫》(《五卷詩》,Khamseh)或著名波斯詩人的詩集。很可惜,這些手抄經卷要么被攜帶出中國,要么毀于文化大革命中 。在巴赫迪亞爾教授的縱覽中,他估計,他見到過的薩迪的《薔薇園》有2000冊左右,賈米的作品大約有1000冊。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是受波斯的影響(包括其它文化的影響)。許多中國學者研究了波斯語在中國穆斯林中傳播和使用的問題。為了說明波斯語是多么重要以及為什么波斯手抄經卷在中國是如此普遍,我想引用生活在不同時代的兩位著名教法學家的話來證明中國穆斯林中一直將波斯語作為首要的宗教和文化語言。第一位學者是穆罕默德·伊本·哈基姆·茲尼尼(常志美),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山東學派的創始人。在著于1660年的《學習門徑》(Minhaj Talab)一書中,他寫道:
中國大多數的教法學、蘇非學理和經注學的書籍是用波斯語寫的。一位研究教法學的學者為了要理解宗教典籍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波斯語知識外別無選擇。這因為如果他不懂波斯語的話,當與宗教事務有關聯的問題出現并要求他作出對于律法的解釋和決定時,他怎能對付呢?
另一位學者名叫穆罕默德·努爾·哈格·伊本·魯格曼·斯尼(Muhammad Nur Haqq Ibn Luqman Sini),19世紀下半葉的陜西經堂教育學派的著名教法學學者,在其《古文仙法》(Kimiyaal-Farsiya)一書中,他說:
由于我們中國的國土緊靠法爾西(波斯),由于我們祖先大多來自法爾西,因此有關教法學、經注學、認主學和蘇非學理的法爾西書籍在中國為數眾多。故對于經學生和初學者來說,學法爾西語是必然的 。
回族中使用波斯語的持續性有著饒有趣味的歷史、社會和宗教含義。黃時鑒教授和許多其他學者寫道:“回回”一詞事實上指的是波斯語或說波斯語。由于波斯語是中國穆斯林的正式語言,這一詞漸漸就演變成穆斯林的意思。
眾所周知,回回在其東漸入華的最初時期使用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漢語。在長期的生活于漢族社會的文化氛圍中,回回只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詞匯。數位學者指出,回族詞匯的20%至30%是外來語(即波斯語和阿拉伯語) 。
根據歷史事實,所見的眾多清真寺碑文和墓碑碑文有波斯語的詩和內容。這顯示了過去數世紀里中國存在著活躍的波斯文化活動,其原因在于波斯語于10世紀以來是伊斯蘭世界東部地區共同使用的通行語言 。波斯語是中國最先正式使用的文化和伊斯蘭語言,特別是在元代的宮廷中它被用來作為官方的語言和書寫文字之一 。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寫道:波斯語是蒙古人宮廷和羅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這些用波斯語寫的信件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 。元朝期間,還為政府官員設立了一個專門教授波斯語的學校。中外學者都強調:元代雖然在貿易和商業上使用了漢語、蒙古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但是,為數眾多的士兵、工匠和商人用的最頻繁和最重要的語言是波斯語。
根據14世紀中葉訪問過中國的旅行家和學者伊本·巴圖塔的書,在中國有著一些較大的波斯人組成的社團。他記述道:穆斯林社區的語言是波斯語,波斯詩歌包括薩迪(他去世后的50多年)的詩詞不僅為中國宮廷而且為中國鄉間所吟唱 。馬可·波羅也寫道,波斯語是最通用的表達工具。
波斯語在中國得以流行的原因列舉如下:它的甜潤、優雅和簡潔是其巨大的力量所在;當時中亞宮廷乃至北印度一些王國的宮廷語言是波斯語,由于這一點,它為世人所尊重;最后,當忽必烈汗(1260～1294)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后,由于他贊賞波斯人的才智和能力,他任命了大批波斯人作為他宮廷和政府的官員。
這些官員由此而樹立了這種語言的優越地位并促進了它的流傳,還把它推廣到中國內地 。據記載,1271年,即忽必烈汗統治期間,在對相當于今天的西亞地區 進行了征討后,一大批波斯人和中亞人(絕大多數是穆斯林)被蒙古人裹挾來到中國。這些人與中國人通婚,通婚的中國人成為穆斯林。據說他們中的相當一些居住在今天所稱的寧夏地區。
黃時鑒教授還深入地研究了元朝時期波斯語在中國作用的問題。一些學者還寫道:由于波斯人在中國傳播伊斯蘭教中所起的作用,中國化的伊斯蘭教承受了一些明顯的波斯特征。由于這原因,許多伊斯蘭教儀式和慶典活動,諸如婚禮中的宗教證婚詞就是用波斯語念的,還有舉意(乜貼)詞和五次主命禮拜的名稱也是用波斯語。
中國穆斯林對《古蘭經》所作的經注和解釋用波斯語就更不用說了。這樣的事實已經有許多報導了,即“共同持有的思想和進行的禮儀說明了回族社團的凝聚力以及他們信仰的典籍在限定他們民族認同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回族學者和發現,在明代,甚至可能在清代,回回社團中繼續使用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這是事實。據說,在中國穆斯林中使用象阿里、哈桑、侯賽因和法蒂瑪這樣的宗教名字是常見的。
另一位學者談到了波斯語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持久影響。他以豆隆使團于1911年在中國發現了手抄經卷的例子作為證據。這些手抄本后來捐贈給了巴黎國家圖書館。他是這樣提到這些手抄本的:
中國所存在的這些手抄本以及對它們的注釋證明:這些讀本說明了中國穆斯林不局限于學習有關教法的初級課本,而是他們對以伊斯蘭語言寫就的最深奧的著作比如賈米的《真經昭微》或《歸真要道》也很熟悉。這些是蘇非著作,況且很高深。
它們包括:五番主命禮拜的名稱,禮拜舉意詞,星期幾的名稱;還有胡達(真主)、胡達亞(主啊!)、乃瑪孜(禮拜)、板旦(奴仆)、阿訇(經師)、別麻爾(疾病)、白倆(災難)、多斯梯(朋友)、多斯達尼(朋友們)、朵災海(地獄)、都失蠻(仇人)、皮拉哈(卡凡布)、波塞(親吻)、掃干達(發誓)、什葉派、伊不劣廝(魔鬼)、朱乎提(仇人、異教徒)、阿布代斯(小凈)、若齋(齋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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