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4/2018 8:41:00 AM
藏族的文學翻譯發展歷史-樂文翻譯
藏族文學翻譯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吸收外來文化，繁榮發展藏族文化起到了橋梁的作用。藏族文學翻譯歷史久遠，它是在浩大的佛經翻譯業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與藏傳佛教最初的傳播，后來的發展形成同步。二十世紀中葉以后的藏族當代文學翻譯是與古、近代藏族文學翻譯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新型的文學翻譯事業，其根本的特點，它再也不是在佛教思想一統天下的形勢下形成的文學翻譯，而是世界現代文明思想和科技教育空前發展，文學從神學回到從家的地位上，社會制度發生重大變化，這樣一種形勢下形成的文學翻譯。
諸多藏文歷史文獻一致認為，公元七世紀，吐蕃第三十二代贊普——松贊干布時期著名大臣吞彌桑布扎的譯經標志著印度佛教正式傳入西藏，從此翻開了藏族佛經翻譯史的首頁。過了二百多年以后，吐蕃第三十七代贊普——赤松德贊大力割據佛教，在著名的桑耶寺成立了譯經院。不同國籍，不同語言文字的許多翻譯大師云集在這里，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著作，并把所有譯著整理編纂成了三部目錄，即《丹嘎目錄》、《慶布目錄》、《旁塘目錄》。當時十分著名的譯師有白若雜納，還有噶瓦拜則、焦若魯堅贊、祥也協德等。
到了吐蕃第四十一代贊普——赤熱巴巾時，譯校佛說部和論疏部兩大類佛教經典著作，并作了三條規章，同時厘定藏文。從此佛經翻譯規范化，對佛經為主的多學得的翻譯的提高無疑是個巨大的促進作用。公元九世紀末到十世紀初，吐蕃史上出現了一次規模空前的滅佛運動，隨之吐蕃王朝全面崩潰，吐蕃歷史從此結束，以上這段時間藏史上稱為藏傳佛教前宏期。
公元十世紀末到公元十一世紀初，逃往阿里地區的吐蕃王朝后裔——出家國王拉喇嘛益西韋創建佛寺，迎請印度高僧大德進藏講經，并派以仁青桑頗為首的藏族少年學子赴印度、克什米爾地區學習佛經。當時阿里地區佛教興盛，仁青頗等人回到阿里托林寺以后翻譯了大量佛經，后人對他們的譯經稱為新譯密經。
佛教在西藏腹地全面摧毀以后在邊遠阿里地區再度復蘇。藏族歷史家們把這一時期作為藏傳佛教后宏期的開端。從那以后的歷史，史書中一致稱為藏傳佛教后宏期。佛教后宏期內，以著名佛經翻譯大師仁青桑頗為首的許多翻譯大師不斷翻譯大師佛經，同時寫下了許多對佛說部的注釋，佛經教學材料，佛教論說著作，日積月累，這類著作堆積如山，浩如煙海。
著名的布敦教派開創大師布敦仁青竹（公元1290年——公元1364年）對這些譯作進行全面校勘、整理、編纂、把佛經論疏部的著作集結在一起，按照時間順序編纂了《丹珠爾》，同時佛說部的作品集結成《甘珠爾》，同時佛說部的作品集結成《甘珠爾》。《甘珠爾》、《丹珠爾》的問世，標志著藏族佛經翻譯、藏族佛學研究水平達到了相當高層次，同時是對幾百年來藏族佛經翻譯的一次全面總結和成果的集中展示。公元十三世紀初，木刻版技術從內地傳入西藏，它對西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失去作用。
對于象《甘珠爾》《丹珠爾》這樣宏大的文化工程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從著名吐蕃大臣吞彌桑布扎創制藏文揭開翻譯帷幕到三部目錄的形成直到《甘珠爾》、《丹珠爾》問世，經過了七百多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是形成 藏族燦爛文化的的重要階段，也是一部生動的，令人景仰的翻譯史，它為傳播新的文化思想，豐富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創造藏民族自己的經典文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在藏文史書《智者喜宴》中有名有姓的佛經翻譯家已經提到上百個。翻譯家們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創造了光輝的業跡，贏得了地位。藏民族把譯者和著者放在同等的地位上給予敬重。
這段時間翻譯主流是佛教經典，但也涉及到了其它學科，如哲學、醫學、星象學、文學等。譯文主要是從梵文到藏文。那么文學翻譯狀況如何呢？翻譯成藏文的佛教經典著作中，除了大量的論述佛教教義的著作以外，尚有許多有關佛陀、菩薩的傳記、寓言典故，贊頌神佛的詩歌，這些作品文學色彩十分濃厚。
以敘述佛陀一生功德為內容的韻體作品《如意藤》是極美的詩歌作品，它后來成為藏族歷代詩人必讀的范本。既便是論述佛教教義的著作，為了便于記憶和吟誦，大部分都采用了韻體的形式，其文字敘述方式、形象思維的描寫、比興手法的運用都無疑增添了許多文學色彩。因此我認為藏族傳統文學和藏傳佛教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藏族早期的史書《巴協》、《五部遺教》、后期史書《智者喜宴》、《王臣記布谷鳥之歌》等雖說是史書，其文學價值不容忽視，書中的某些精彩對話和細膩刻畫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這就是說，大量的佛經翻譯在無意中為發展藏族文學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公元十三世紀，精通十明學的班智達——薩迦貢嘎堅贊第一次講到了修辭學。他在《智者入門》這部著作的第二章中極其有限的篇幅敘述了修辭學，他的這些見解是來自七世紀印度著名的古典文學理論著作《詩鏡》（作者為印度七世紀古典文學理論家檀丁）。到了十四世紀，這個文學理論著作由雄敦大譯師譯成藏文，后來幫譯師作了認真的校勘，作為教科書進行講授，從那以后《詩鏡》便成為藏族僧俗上層文人學習寫作的必修課本。
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認為，薩迦班智達是西藏文學史上第一位引進外國文學理論的大師。而雄敦、幫兩位大譯師是繼續完成薩班的偉業，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外國文學理論，使印度古典文學理論《詩鏡》在藏族文學土壤中扎下了根了，對后來藏族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十四世紀《詩鏡》的首次翻譯直到二十世紀，近七百年中藏族文學家們根據藏文文學創作實際對《詩鏡》理論作了深刻全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很大，著述頗多，具有突出成就的藏族文學理論家有米旁格勒朗杰、第五世達賴喇嘛、康追丹增曲基尼瑪、蘇卡洛追杰布、仁崩阿旺晉扎、久米旁朗杰嘉措、才丹夏茸、毛爾蓋桑丹、東嘎洛桑赤列等，他們寫出了許多具有獨到見解的《詩鏡》理論研究著作，而且創作了以《詩鏡》作為創作指導的優秀詩篇，成為藏族文學傳統詩歌創作作品的典范。
產生這么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的同時，藏族學者們在詞藻學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詞藻學著作《智者耳飾》是仁崩阿旺晉扎所著，這部著作在現有的詞藻學著作中篇幅最大，詞匯最豐富。詞藻學著作的問世，為藏族文學語言的豐富、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從而為藏族文學創作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此時印度優秀古典文學名著如《如意藤》、《云使》、《六青年的故事》（有人認為《六青年故事》不是翻譯本，而是藏族作家文學，我對此持不同看法，曾經寫過文章說明《六青年的故事》是翻譯作品）《三十四本生傳》、《勝出滅神贊》、《羅摩衍那》、《沙恭達羅》（節譯）以及格言詩《王行論》、《勸戒親友書》等作品的藏文譯本出現，大大地開闊了藏族文學家們的創作眼界。
文學理論的產生，文學語言的拓展，加上優秀文學作品的問世，為藏族文學的崛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藏族文學家們在這樣優厚的條件下創作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在藏族文學史上樹立了不朽的豐碑。然而，這一切成果都離不開翻譯。如果沒有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翻譯作品的問世，很難想象會有什么藏族文學的輝煌，這個淺顯的道理，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西藏和平解放，隨后舊的制度推翻，新的制度建立，這一變革給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煥然一新。一種新的面貌、新的姿態取代了一切。西藏的文學、西藏的翻譯都有了根本的變化。
就翻譯而論，翻譯的中心任務再也不是佛教經典著作，而是以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為內容的全方位的翻譯，內容上已經有了徹底的改觀。而文學翻譯也開始著眼于中外近、現代世界優秀文學作品。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西藏的翻譯事業，走在其它事業的前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培養了一大批翻譯人才，翻譯了許多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書籍，為西藏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西藏的文學翻譯也不例外，在過去的50年中，出版了不少優秀文學譯作，包括《水滸傳》全套，《紅樓夢》部分，《三國演義》部分等古典文學和毛澤東詩詞集、天安門詩抄等當代詩作，還有80年代以后，《西藏文藝》上發表了不少十九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優秀作品。區內的長篇小說《幸存的人》、《格桑花》作了節譯，短篇小說《風馬之耀》、《圓形日子》譯文刊登。
長篇敘事詩《黑痣英雄》譯文刊載。青海《章恰爾》刊物上曾經設立專門欄目，發表三個譯者翻譯一首詩作的譯文，這種舉措值得敬佩。《山南文藝》也注意文學翻譯事業，在這個刊物上，經常看到國內外優秀文學翻譯作品。作為期刊，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推動文學翻譯事業做出了貢獻。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千零一夜》藏譯本。這些文學翻譯的問世，西藏當代藏文作家們有幸看到世界文學大師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泰戈爾、莎士比亞、莫泊桑、契柯夫、馬克吐溫、都德、皮蘭德婁的優秀作品，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象《西藏文藝》上早期發表的短篇小說《次仁老人的誤會》、“央金白姆”老人》、《骨肉之情》等等。
這批作品從形式到內容，從情節到人物，從敘述語言到對白，都表現出現實主義創作的棱角。80年代初期班覺先生長篇小說《松耳石項珠》問世以后，1988年扎西班登的長篇小說《平民家庭的苦樂》，拉巴頓珠的長篇小說《變革》和扎東旺多的長篇小說《扎蘇府的秘聞》。
這些作品的出現，有多種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全套《水滸》為首的優秀名著的翻譯，對當代藏族作家創作長篇小說起到了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這四部長篇小說是以西藏生活為題材，書中表現的生活無論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來看都具有強烈的真實感和時代感。《扎蘇府的秘聞》、《松耳石項珠》情節曲折生動，語言活潑流暢。而《平民家庭的苦樂》、《變革》人物形象豐滿，生活真實可信。這是第一批當代藏族作家用藏文寫藏族生活的長篇小說．在藏族當代文學史上樹立了豐碑。
新舊世紀交替之時，我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世界經濟、交通、科技、通訊迅速發展。世界經濟逐步走向一體，世界文化頻繁交流，人們為創造人類共同的文化貢獻力量，在這樣的形勢面前，翻譯工作顯得尤為重要。翻譯面臨著機遇與挑戰，翻譯不能滿足現有的成績，應當向多學科、多語種發展，只有這樣才能適應飛速發展的形勢的需要。作為整個翻譯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翻譯也應當改變過去那種自然的發展狀態。
當代的文學翻譯，應該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系統翻譯，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做出較大的成績。一部《水滸》譯作的出版，在藏族讀者中，像《格薩爾》一樣廣泛流傳。藏族當代文學語言尚未完全形成，嚴重地制約著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大量譯介國內外的文學名著，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很好的途徑。
俄國偉大的詩人普希金，以他的優秀詩篇為世界文學寶庫貢獻了一份厚禮，其更大的貢獻是奠基了俄國文學語言，為后來產生更多的俄國文學家開辟了道路。我們當今的藏族文學翻譯，如果擁有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學譯作，我們的當代文學發展，就不是現在這種狀態了。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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