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2018 2:18:00 PM
名家淺談我國翻譯事業發展的狀況
鄭克魯：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祖父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家、愛國民族工商業家，《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先后翻譯了《蒂博一家》、《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選》、《悲慘世界》、《茶花女》等書，今年傅雷翻譯獎獲得者之一。樂文翻譯整理了一資料:
人生被荒廢了10年
記者：您1965年研究生畢業后就趕上“文革”，那時還能搞法國文學研究嗎?
鄭克魯：根本沒法搞，等于是停頓了10年。我在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時，就被下到農村搞了兩期“四清”，總共去了七八個月，第一次在通縣，還近一點，第二次在安徽壽縣，外國文學所所長馮至先生親自帶隊，他在大隊部工作，我們被下到各生產隊，研究工作完全中斷，你說我們能搞什么啊?其實弄了半天，就是人整人那一套，把原來的干部全免掉，后來也不了了之了。
記者：畢業后的情況如何?
鄭克魯：還是搞不了研究，1969年到1970年，我們又被“一鍋端”去了河南信陽，前半年在農村種田，抓所謂的“五一六分子”，“林彪事件”后，運動停止了，我們從農民家改搬到了軍營里住，后來就回京了。
記者：您那時怎么想這些事呢?
鄭克魯：哪里敢想什么，覺得就應該這樣，我還算是幸運的，回來后，雖然研究停止了，可圖書館還在，還是讀了不少書。
年輕人都喜歡法國小說
北京晨報：您當年為什么喜歡看法國小說?
鄭克魯：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年輕人都喜歡法國小說，因為寫的都是偷情、美女之類的故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在德國小說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國小說中是丈夫得到了綠帽子。”大家當然更愛看法國小說了，覺得德國小說、英國小說太死板，沒法國小說好玩。你看《紅與黑》中的于連，找了好幾個美女，莫泊桑的《俊友》，也有好多美女，類似的故事左拉也寫了很多，而這樣的故事美國文學中很少，所以不吸引人。
記者：經過“文革”這一番折騰，您何時又撿起法國文學了?
鄭克魯：1971年到1976年，社科院搞法國文學史，我參與其中，這幾年看了許多書，巴爾扎克的作品我讀了90%，便隨手翻譯了他的一個短篇《長壽藥水》，在《世界文學》雜志發表后，得到了大家的好評。一方面是在“文革”期間，我一直沒間斷學習，水平在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做了幾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譯，視野不同。以后出版社知道我了，來約我翻譯，而我也喜歡做翻譯，就答應了。
當年翻譯一個中篇頂半年工資
記者：在中國，既做研究又做翻譯的翻譯家很少，您是不多見的一位，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鄭克魯：我已經翻譯了一千萬字左右，專業研究也寫了三四百萬字，研究和翻譯確實不太一樣，一般來說，研究人員不太喜歡做翻譯，而搞翻譯的也不太愿做研究，有的書稿翻出來了，前面要加一個1-2萬字的序言，翻譯往往會拖上很長時間，有這工夫，能翻好幾萬字了，白白損失了好多稿費，所以他們不愛寫，寫出來了，也多是介紹性的，不太去分析作品。
記者：當時翻譯一本書大概能賺多少錢?
鄭克魯：當年比今天還是高多了，千字7元錢，一個中篇能賺420元，相當于半年多的工資，所以大家都愛干，相對價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吧，其實這比當初還算低的，我聽說，水夫先生當年翻譯《青年近衛軍》時，用稿費在北京買了一座四合院，放在現在，普通人恐怕幾輩子也買不起。
現在翻譯的稿費太低了
北京晨報：為什么后來翻譯的稿費變得這么低了呢?
鄭克魯：主要是“文革”時期被壓低的，當時對知識分子有看法，覺得有錢了就不好好接受改造了。以后這個標準就沒怎么變過。其實毛主席本人也很愛看翻譯小說，他對《紅與黑》的評價還挺高，這是我沒想到的事。
記者：市場化以后，翻譯的稿費似乎也沒怎么增加。
鄭克魯：這是市場決定的，今天翻譯作品的銷售情況不太樂觀，今天年輕人沒工夫看小說，看也是看網絡小說，在我看來，網絡小說大多是曇花一現的東西，因為那種寫作沒藝術性可言，只是滿足一下人們的好奇心理，過去了也就過去了，因為它們并不真實。相反，經典性作品過許多年，人們還會看它，比如《紅與黑》，不同年齡看，感受完全不一樣。
我只翻譯一流作品
記者：您先后翻譯過《悲慘世界》、《茶花女》、《魔沼》等，您為何選擇這些書?
鄭克魯：我翻譯很少是自己決定的，都是出版單位推薦的，因為涉及版權問題，但我年齡大了，只想翻譯一流作品。有出版社想讓我重譯《約翰·克里斯朵夫》，我沒同意，因為它在法國算不上一流作品，在中國的評價更高，此外羅曼·羅蘭的東西不好譯，加上傅雷先生原來的譯本也還可以。出版社又向我提出重譯《悲慘世界》，我覺得有發揮空間，就答應了。
記者：您如何開始翻譯《第二性》的呢?很多人會覺得這樣的女權主義作品比較偏激，您能接受嗎?
鄭克魯：這是一本經典的理論著作，有存在的價值。這本書的價值在于把女權主義延伸為女性主義，此前女權主義關注選舉權等，而這本書更多關注女人是怎么來的之類問題，擴展了視野。作者也同意女性有自身的弱點，比如歷史上女性中基本沒出現過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學者，即使有女王，使用的也是男人的法律，這些觀點還是辯證唯物的，不能完全否定，當然作者不贊成結婚，這就有點沒道理了。
重心轉到經濟上可以理解
記者：相比于上世紀80年代，今天讀者對翻譯作品似乎不那么關注了，您怎么看?
鄭克魯：因為社會重心轉到經濟上了，這可以理解，文學當然沒有經濟重要，它逐漸回到應有的位置上，應該說，現在每年出的翻譯作品更多了，翻譯的總量增加了，當然。“文革”后一段時間，一本書可能出個上百萬冊，現在幾萬冊就了不起了，但那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才有的事，當時人們看到多年被禁止的書出版了，感到很振奮，現在再好的書，大家也不覺得那么吸引人了，況且如今好小說確實也不多，全世界每年新出的小說怎么也有1萬種，其實好的沒幾本，讀者當然不愛看，就算得獎了也沒人關注。
記者：這是不是意味著，當年火爆的景象一去不返?
鄭克魯：也就這樣了，個別書可能會熱一熱，但熱度很有限，比如《第二性》，可能比一般書賣得多一些，但也別指望太高。從翻譯的角度看，“好礦”基本挖空了，當然，西方還有一些好東西，也許算不上一流，但算二流應該沒問題，作為文化積累，應該翻譯過來，可大家不敢翻，因為出版社擔心賣不動，畢竟知名度不那么高，西方19世紀下半葉有一些短篇還是很不錯的，都是上文學史的作品，我也推薦過一些，可出版社沒反應，現在都講經濟效益，我也沒辦法。
許多好東西讀者不買賬
記者：出版社恐怕也有難言之隱。
鄭克魯：就是啊，有些好作品翻了過來，可市場反應不熱烈，你也沒辦法，比如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國內翻譯了10年，終于完成，可媒體上介紹了兩句，也沒引起什么反響，過去也就過去了，其實這些書都是很有用的，可讀者就是不買賬。
記者：這是不是意味著，將來想成為翻譯家會越來越難?
鄭克魯：也許吧，當年的需求沒有了，經典的東西基本也都翻譯過來了，也沒什么太大的經典了，以后恐怕也就是各行看各行的書，大家對文學作品的關注可能越來越少。
記者：那么，將來會不會再也沒有翻譯家了?
鄭克魯：今后還會有翻譯家，他們不會消失，畢竟還有那么多好東西沒有翻過來，許多與《第二性》水平相當的書，我們一直還沒有翻。
翻譯事業需要國家支持
記者：以這兩年頗有影響的“短經典”來說，據我所知，都是一些真正熱愛文學的年輕人利用業余時間翻譯完成的，對此您有些什么建議?
鄭克魯：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情況也就這樣了。翻譯事業需要國家的支持，中國GDP已經是世界第二了，加強翻譯工作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可現在沒人想到這一點，這就沒辦法，許多基礎建設項目都是不賺錢的，甚至暫時是虧本的，國家也會投入，如果能拿出很少一小部分給翻譯工作，問題就全解決了。
記者：也許翻譯工作者當上了領導，這些想法會得到落實。
鄭克魯：那也不能太樂觀，當了領導就去想領導的事了，未必再想翻譯的事，社會變化這么快，將來的事誰能知道。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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